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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南京中医药大学汪受传教授
4月中旬的一天，记者来到南京中医药大学采访汪受传教授的时候，汪老正埋首工作，桌上摆着一大摞书。看见记者，汪老脸上扬起淡淡的笑容，细声慢语，神情亲切，流露出谦和儒雅的学者气息。
汪受传这个名字，国内从事儿科医疗工作的人几乎都听说过。作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南中医儿科研究所所长，汪受传还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务。汪受传自1994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2005年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06年被教育部授予“国家级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如今，汪老以67岁的高龄依旧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每周出3次门诊，还带着10多个硕士生和博士生。
矢志哑科，无声深处胜有声
“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夫人；宁治十夫人，莫治一小儿”，这是古代名医的话，意指小儿发病率高，且大部分不能表达自身的病情感受，全凭医生水平来判断，故儿科又被称为“哑科”。这是一门考校医生能力的学科，但汪受传在这个领域始终如一地耕耘了30多年。
数十年来，他潜心科研工作，始终站在中医儿科的前沿，取得了累累硕果。上世纪70年代，他以温病学、伤寒学为指导，治疗小儿传染病，在基层农村简陋的条件下挽救了数以百计危重患儿的生命。8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独生子女增多，儿童多发、高发厌食症，汪老开始专门研究此病，通过数年积累，获得小儿厌食症488例、疳症54例、泄泻68例系统临床及实验研究资料，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诊断标准、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方案。
作为全国中医儿科学科的带头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汪受传就在国内中医儿科界较早地用现代科研方法研究和发展中医儿科学，申报科研项目，开展“脾健不在补贵在运”的系列研究。他先后主持了包括“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在内的科研课题22项，其中国家级5项、部省级11项、局厅级6项，科研获奖13项次。
言为心声，衣带渐宽终不悔
周一上午出门诊，下午做培训，当晚乘火车去北京；周二下午做培训，晚上坐火车赶去天津；周三做培训，晚上从北京乘火车赶回南京；周四早上到达后直接到学校上了4节课，下午出门诊，当晚又坐火车去郑州；周五做培训，乘当晚火车回宁；周六凌晨下车直奔医院，又看了整整一天的门诊，晚上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
这是一个年近70的老教授，在一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课题启动后一周内的时间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连年轻人都难以承受，而汪受传做到了，并且还成为他的工作常态。“平时除了上课、临床、开会，其他时间我都在这儿。”坐在略显陈旧的办公室里，汪老说，自己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尽最大的力量，做最多的工作。”无论酷暑寒冬，还是春节元旦，南中医汉中校区儿科教研室的灯，在晚上11点关楼门前始终亮着，灯下，始终有汪受传伏案书写或忙碌不停的身影。
汪受传当了17年的儿科主任，又是一个医学权威，掌握着医院的“进药权”，但他常说“医者仁心，做医生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没有收受过一个红包，拿过一分钱回扣。汪受传影响了一大批人，他带领的队伍百炼成钢。在医院里，他的科室年年是先进；在学校，他带领学科团队确立了在全国同行业的领导地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儿科学科建设的道路上，汪受传正是靠着这种 “不悔”的精神，成为中医儿科领域令人敬佩的“孩子王”。
树人著书，不用扬鞭自奋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从事繁忙的科研和医疗工作的同时，汪受传一直承担着较为繁重的教学工作。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就担任了学校中医专业78年级的 《中医儿科学》教学任务。在教师岗位上，他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使自己教授的中医儿科学不断随着时代进步，适应社会需要。
20多年过去了，汪受传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中医儿科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西医院，他还带出了多名外籍研究生。如今，遇到一些难缠的病症，这些功成名就的学生还是习惯于求教汪老。
近10年来，汪受传和同事不断新编纸质教材，还尝试将现代教育技术用于中医儿科学教材的编纂，编制了一批视听教材、CAI课件，特别是2003年完成的 《中医儿科学网络课程》，运用了音频、照片、录像、动画等多种媒介，利用网络交互功能，加强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
“有人批评出版界‘无错不成书’，我们决不能做这样误人子弟的事情。”汪老常把这句话放在嘴边。自1998年以来，汪受传先后发表论文116篇，出版学术著作44本，目前全国研究生、本科、大专、自学考试、继续教育等学生使用的 《中医儿科学》教材，都是他主编的。除了亲自编写大纲、体例、样稿外，他还承担大量的编辑和审校工作。在业内，许多知名出版社都说：出版汪教授的书，我们放心。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刘丹青
首发：
江苏教育报（2013年4月26日A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