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大的书房里，书橱就占了两面墙壁，从书橱到窗台，目力所及之处全都堆满了书。自近几年因身体原因不得不暂别临床一线之后，93岁高龄的首届国医大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周仲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小小一方书桌上，除了正在编写的书稿、最新的学术文章，还有《黄帝内经》《医宗金鉴》《类证治裁》等已不知道读过多少遍的中医经典。这些早已熟记于心的经典仍被周仲瑛放在手边不时捧卷再读：“医道无穷，常读常新、常悟常进啊！”

一隅诊室、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时耕耘。出身五代中医世家的周仲瑛秉承家学、深耕杏林，为奠基现代高等中医药教育模式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2007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2019年获“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

“中医不是慢郎中，抗击疫病大有可为”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周仲瑛对身边弟子说：“中医人又将迎来一次大考！”

“辨证论治”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医学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中医药可以及早介入应对新的疾病的“利器”。疫情发生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医院被指定为定点收治医院，收治了南京全部确诊病例。周仲瑛带领团队与医院合作收集一手临床资料，经过对临床证候的综合研判，在一月中下旬就做出此次疫情病因是“瘟毒上受、湿毒为主”，基本病机是“湿困表里、肺有伏热”的前瞻性判断。“治疗疫病，中医关注的不单单是病毒，而始终是针对患病的‘人’。通过整体、辨证及个体化的治疗，调整并提高机体整体抗病功能。”周仲瑛说。

按照周仲瑛的要求，团队成员每天要向其汇报一次疫情最新进展。随着疫情升级，周仲瑛所住的小区也开始实行封闭管理。团队成员不便登门，就把搜集来的资料送至小区物业。物业都知道小区里住着位“名医”，一听说是为了疫情救治，不厌其烦地一趟趟帮忙转交。自此，周仲瑛一边电话指导弟子在一线救治病患，一边通过临床资料完善辨治思路，亲自拟定了《江苏省新冠肺炎中医辨治方案（第三版）》作为中医临床救治的权威指导意见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发布。

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科院院士仝小林是周仲瑛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读博期间就曾跟随周仲瑛参与流行性出血热疫情救治；2003年在北京抗击非典疫情时，他作为临时非典专病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组长，在周仲瑛的悉心指导下运用中医药救治患者取得了突出成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周仲瑛依然是弟子的坚强后盾。在研究制订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医部分时，仝小林多次电话向恩师请教，“周老等老一辈中医权威虽因身体原因不能亲往一线，但是通过远程医疗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建议，发挥了巨大作用”，仝小林说。

为了在出征援鄂前得到恩师面授机宜，第三批国家中医医疗队（江苏）队长史锁芳是最后一个在封闭管理前登门拜访的弟子。带着周仲瑛的指导方案，史锁芳交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他带领江苏中医团队整体接管的武汉江夏方舱医院“苏六病区”创下“中医之舱”里收治患者最多、病种最复杂、诊治疗程最短，患者零死亡、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硬核战绩”。

“中医不是慢郎中！战‘疫’我们有底气！”周仲瑛说。他的底气来自中医药两千多年的理论基础和抗疫实践，也来自个人几十年丰富的瘟疫辨治临床经验。

上世纪30年代，年幼的周仲瑛见证了父亲、一代名医周筱斋创制青蒿白薇煎系列方剂救治了恶性疟疾等瘟疫后，坚定了悬壶济世的信念。“老一辈的中医可以说是看传染病成长起来的，那时候老百姓穷啊，不是急症、重症也不会来找我们看病。”周仲瑛解释道。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爆发流行性出血热疫情。周仲瑛临危受命，带领团队深入苏北疫区近10年，经治千余例患者，总结提炼出“三毒致病”等学说，经团队治疗的患者病死率从当时的平均7.66%降至1.11%。这一成果作为当时我国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最高水平，获198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推荐至苏联交流经验。

一生与瘟疫“交手”无数的周仲瑛，对于疫病防治无时或忘。“传染病不会灭绝的！”2018年，周仲瑛这样对弟子说。于是，不顾九旬高龄，周仲瑛勉力完成了关于中医辨治外感热病的呕心细论，并在《中国中医药报》整版公开发表。3年前的这项研究也为这次迅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创新是最具原创性的”

耄耋之年的周仲瑛还始终保持着对中医事业的一颗赤子之心。

2019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看到新闻后，周仲瑛非常高兴。经历过近代中医药存亡立废的危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药事业曲折艰辛的起步，他尤为珍惜眼下的大好发展形势，“天时地利，政通人和，现在是中医药空前发展的最好时机！时不我与，机不再来，中医药人当自信、自强、自主、自立。”在隔日召开的一场学术经验传承研讨会上，周仲瑛激动地对弟子们说。

“源于中医，衷中参西，继承发展，回归中医。”作为一名“铁杆中医”，周仲瑛毕生都致力于在自主创新中推进中医学的发展。

1955年，周仲瑛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第一期中医进修班系统学习中医，并接受了现代医学知识，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加深了他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为后来的科学研究打下基础。毕业留校后，周仲瑛和老一辈南中医创校先贤从浩如烟海的中医药传统积淀中，发掘凝练了传统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现代表达形式与现代中医药学科体系。构建中医内科学学科体系是周仲瑛对中医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之一，他率先提出了以脏腑为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创建了内科学总论“辨证施治纲要”，为临床专业的分化开辟途径。他还为中医内科急症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使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近年来，经过对长期的临床经验与学术新说进行深入总结提炼，周仲瑛以“病机十三条”为纲，构建了“中医病机辨证新体系”，探索出以“审证求机、活化辨证、复法制方”为特色的辨证论治新模式。

“古为今用，根深则叶茂；西为中用，老干发新芽。知常达变，法外求法臻化境；学以致用，实践创新绽奇葩。”在步入耄耋之年时，周仲瑛写下这几句话，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道随悟入，亦随悟深。回顾几十年来中医学的发展历程，周仲瑛认为：“没有传承就没有真正的创新，要创新就必须改革。中西医应是互补关系，中医药创新发展不能狭隘地理解为靠西医药来‘保驾护航’。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创新才具有原创性。”

通过这次中医药参与抗疫的经验总结，中医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特色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周仲瑛的信心更足了，要坚持以中医药理论创新作为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中医学”，理论创新要从临床实践中来，也要回归到指导临床应用中去。他说：“中医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医教育、临床和科研都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性改革，既要体现中医原汁原味，也要吸纳现代科学成果为我所用。”

一部部专著、一篇篇论文，忍痛告别临床的周仲瑛笔耕不辍，把他对中医药事业最新的思考倾注于纸间。近年来，传承弟子团队把工作地点“搬”去了周仲瑛家中，一周要去4次以上商讨学术工作。有段时间周仲瑛身体不太好，为了让他好好休养，团队去得少了，周仲瑛立刻打电话过去：“你们怎么没来呢？”

“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诊室就是最好的课堂”

经历了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从无到有，在周仲瑛看来，培养好后继人才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使命。“没有真正能看病、能看好病的中医，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中医？担子很重。但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对身体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周仲瑛笑着说。

在位于南京中医药大学汉中门校区的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周仲瑛的诊室和紧邻的示教室间设有一面单向玻璃。这是为了让更多学生能亲身体悟周仲瑛的临证经验设置的。除了在诊室里侍诊抄方的弟子，还有十几名南京中医药大学学子隔着玻璃同步做着笔记。

跟周仲瑛抄过方的学生都是从“坐功”练起，“跟周老抄方没点儿体力和定力顶不下来！”当时已是年近九旬的周仲瑛坐起诊来依然废寝忘食，既要保证每位患者有充足的问诊时间，又总对远道而来的贫困患者或急重症患者予以加号照顾。从早坐到晚，一杯茶足矣，午饭也一定要等看完病人才吃。

周仲瑛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按理说现在也还可以继续收徒、带研究生。但是近10年，周仲瑛只收了3个学生，因为他觉得门诊上得少了，不能在临床一线指导学生。他说：“带学生就得认认真真带，学生不能跟着我上门诊抄方，没法把自己的经验原原本本教给学生，那就不能耽误人家！”

对于医道传承，周仲瑛的态度近乎虔诚。在周仲瑛看来，“温经典、传师道、重临床、善感悟”是中医学术水平得以不断提高的必经之路。他常说：“中医传承离不开师带徒。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诊室就是最好的课堂！”他不重形式，从不举办拜师仪式，但对前来请教的后学都会悉心指导。“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一手过硬的中医本领，能发挥中医特色优势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我就成功了。” 周仲瑛表示，

熟悉周仲瑛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无论是给学生还是给同事修改审阅文章，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他都会仔细地看，而且从来都是用铅笔做批注。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一般都是红笔“朱批”，他为什么用铅笔呢？有年轻弟子好奇地和他聊到这个话题，周仲瑛说：“虽然我年纪比你们大，但学术上我们是平等的。我用铅笔作批，如果我批得不对，你们还可以给我修改。”

虽然铅笔的字迹有朝一日可能会褪色，但是，周仲瑛大医精诚的风范在患者、在同仁、在学生的心里，永不褪色。 （刘丹青）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2021年1月8日 第6版

http://paper.cntcm.com.cn/html/content/2021-01/08/content_62945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