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夏桂成（中）教学门诊。
国医大师邹燕勤（左二）教学门诊。
岐黄学者方祝元（右一）教学门诊。
岐黄学者沈洪（右二）教学门诊。
岐黄学者谈勇（右四）教学门诊。
在现代中医院校教育办学实践中，南京中医药大学被誉为“高等中医教育的摇篮”，在教材建设、师资培训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过去的70年里，中医高等教育实现了从规模到标准的飞跃。南京中医药大学汲取师承教育精髓融于院校教育，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桃李春风，师承教育在中医教育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
在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中，中医学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邃的哲学智慧，护佑着中华民族的健康。这一医学体系，不仅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闻名于世，其师承教育模式也是源远流长，几乎与中医学的诞生同步，距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书中以黄帝向其“天师”岐伯等请教问答的记述，通过师生问难答疑把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及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也被认为是师承教育的开端，因此中医学也被称为岐黄之学。在中医学术传承的漫长过程中，中医师承教育随之不断臻于完善，形成了口传心授、耳濡目染的互动教学模式和朝夕相处、亲如家人的紧密师生联系，逐渐演变出师授、家传和私淑等形式。目前有文字记录的最早民间师徒授受可追溯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长桑君“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并嘱“毋泄”，扁鹊得长桑君之术，成为“方之宗”，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及《难经》传世，并形成了扁鹊的学术体系。张仲景亦在张伯祖指导下学医，终书写出一代巨著《伤寒杂病论》。清代名医叶天士，十年间孜孜不倦求学于十七位名师，独树一帜地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体系，成为温病学派的奠基人，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学术发展。大量事实证明，师承教育在中医人才培养方面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名医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依靠师承教育的形式，父传子受，师授徒承，代代相传，形成了学术谱系清晰的人才链和人才群，并通过数代传人的努力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术流派。江苏的孟河医派早期以孟河镇为中心发展传承，经历了初创期、鼎盛期和外传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清晰的传承脉络，有着“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的美誉。
相较于师承相传的教育模式，古代的中医官学教育体系构建稍晚。公元443年，南北朝时期的秦承祖首开官办医学教育先河。随着时间的推移，隋唐时期设立了“太医署”，标志着中医学教育正式纳入官方体系，名医巢元方曾任太医博士。及至北宋的“太医局”，明清时的“太医院”，中医官学教育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应该说，从师承教育到学校教育，从私学到官学，是中医教育的重大变革和显著进步，逐渐缓解了师承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上“各自为政”和“自以为是”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一直到近现代以前，师承教育作为最广泛的教育模式，始终在中医药学术传承和人才培养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对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砥砺前行，师承教育在近现代的不断求索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急速涌进，猛烈冲击着当时的社会生活，这种急剧的变化不只是社会形态的转变，还给中医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北洋政府的“漏列中医案”、国民党政府的“废止中医案”，加之西学东渐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和行业挑战，“中医该何去何从”是当时中医学界面临的严峻问题。一大批中医有识之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自强不息，融会新知，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奋力争取、锐意改革，提出中医要发展并后继有人，就必须办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医教育，才能保证中医的薪火相传，不断发扬光大，于是便开启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全新探索。
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晚清时期的萌芽、北洋政府时期的探索以及民国政府时期的初步成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医教学开始引入西医知识体系，并划分出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这些教育模式后来被现代中医院校所继承和发展。以江苏籍医家为代表的中医教育家，在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代以来，江苏中医学校不管是办学数量、办学质量，还是社会知名度都始终处于全国前列。1916年夏，孟河医派医家丁甘仁携谢利恒、夏应堂等同道，自筹资金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是当时“办学时间最长，名医造就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医学校”，培养了丁济万、秦伯未、程门雪等近现代中医名耆。1934年，王慎轩创办苏州国医专门学校，聘苏沪名医陆渊雷、叶橘泉、宋爱人等人负责各科教学。1935年，南京中医药大学首任校长承淡安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针灸学校——中国针灸讲习所，即后来的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为近代针灸学得以传承与发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近代中医学校教育一直未能正式列入学制系统，全赖民间自发组织，基础薄弱且发展缓慢。而这一时期的中医师承教育多以医派和世家为主要形式，学术传授的公开性有所提升，出现了在古代并不多见的跨师门传承，但其形式与内涵并未能突破传统的藩篱，师承教育培养仍存在学术思想局限、知识结构单一、培养周期较长等问题，导致中医师承教育一度式微，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缺乏有效传承，更遑论与学校教育形成育人合力。如何更加合理地开展中医师承教育，成为现代中医人面临的重大命题。
承古创新，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融通发展的南中医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政府大力发展中医教育，现代教育制度下的中医高等教育模式逐渐成为中医教育的主体。从招生对象的甄选到培养目标的设定，从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到教学管理的严谨性，从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到教学内容的丰富性，从学习内容的多元性到技能训练的实用性，逐步形成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高等教育体系。
与此同时，中医人才培养的中医味“不浓”也成了人们争议的现象。究其原因，中医学本科学生入学前的知识框架主要源于现代科学，国学基础薄弱，高校课程设置中经典教学的占比较低，导致中医人才的原创底色不够鲜明；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课程实验、临床见习往往“蜻蜓点水”而流于形式，导致抽象的中医概念难以具象化呈现，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固；班级制授课，受限于师生比例，也难以因材施教，容易忽视学生的个性化成长。长此以往，统一的培养目标、知识结构，以及单一的学生评价体系，容易出现重知识传授而轻能力培养的情况，学生平时背诵方歌头头是道，但一旦临证面对病人，却往往“笔端重逾千斤，落纸难以成方”。同时，中医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具有高度的经验性、技巧性，许多个人感悟和诊治技巧往往难以表述，这些隐性知识，常常需要老师言传身教的谆谆教诲，以及个人跟师临证的反复体验揣摩，方能掌握其精髓。
上述这些问题，恰是中医师承教育的优势所在。中医师承教育既有老师通过口传心授、经典研习、临证指导、时时考校实现的显性教育，也有老师的言行举止、医德医风、育人情怀、传薪精神对学生产生的隐性教育。从目前的人才培养需求和人才培养成效来看，既不能对传统师承教育全盘复制，更不能简单否定。唯有汲取师承教育精髓融于院校教育，才是中医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999年，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等中医教育临床教学工作的意见》，多地中医药院校纷纷开启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融合的办学之路。1999年，广西中医学院开办中医传统班；2002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开办师承教育试点班；2005年，福建中医学院开办本科生师承班。与此同时，南京中医药大学围绕中医师承教育的新思路、新范式、新内涵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一是开拓师承教育新思路。学校在1999级学生中进行了导师制培养的问卷调查和走访座谈，并进行探索实施。在2002级中医学本科专业学生中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培养，探索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融通发展的新形式。在课程教学阶段，自新生入学开始，学校为每名学生配备1名导师，1位导师指导3~4名学生。导师由学院一线教师承担，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对教学重点和培养难点有深刻理解，不仅仅局限在跟师抄方学习，而是能够指导学生制订个性化的学习计划，组织学生开展经典书目学习和中医文献阅读，让学生也能够在课余时间跟随导师尽早接触临床，以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职业认同感。进入临床教学阶段，学校先后制订《南京中医药大学床边教学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实习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每位导师指导1~2名学生，学生需要完成跟师门诊、病区试诊以及读书体会、典型医案、跟师心得的书写。该阶段的导师制能够让学生在真实的临床情景中，不断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互印证。20余年来，学校以本科生导师制培养作为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的契合点，既保留了院校教育的管理规范、体系完整的优点，也汲取了师承教育中因材施教、医文结合等精髓，根据学生学业阶段，构建了递进式的师承教育新形式，培养了一大批以青年岐黄学者为代表的中医药青年人才。
二是探索师承教育新范式。门诊是发挥中医特色优势的主战场，是中医临床教学的主阵地。在这里，中医学的辨证施治之花，以其独特的疗效魅力，竞相绽放，吸引了无数学子前来追随名师，汲取知识的甘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优质健康资源的追求不断提升，门诊工作量随之剧增，尤其是一些学验俱丰的知名专家，他们的教学时间和教学精力被不断压缩，传统师带徒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现代高强度的中医院门诊医疗工作实际。鉴于此，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发掘深厚的教学底蕴，自2018年起，创新性地搭建中医门诊案例式教学平台，探寻符合中医人才成长规律和师承教育内核的临床带教路径。汇聚了20余位临床各科专家，组成了相对固定的教学团队。此外，还邀请既是中医专业领域的佼佼者，更是医德医风典范的名医大师，定期参与到教学工作中，他们中有夏桂成、邹燕勤等国医大师，单兆伟、刘沈林、吴勉华等全国名中医，沈洪、谈勇等岐黄学者，这些顶尖的行业专家以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尚的医德师德，引领着中医师承教育的新风尚。每次教学活动，有5~10位大五阶段的本科学生参与，由他们负责诊疗预约的10名患者，学生独立完成病史采集、处方用药的全过程，而老师会同其他同学进行处方点评。这种教学形式致力于形成“学生主体、老师主导、患者主轴”的临床教学共同体，积极推动“教师教”向“学生学”的教学形态转变，学生临床综合能力得到反复锻造并形成了“八大步骤中医门诊案例式诊疗及教学方案”，初步构建了“群师带群徒”师承教育新范式。此外，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还高度重视青年师资培养，积极推动毕业后继续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分别于2005年、2006年创新性提出面向住院医师的“青苗”培养计划和针对主治医师的院内“师带徒”。通过不断强化师承教育，附属医院有18人入选第四批国优才项目，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这些创新实践，为院校教育、继续教育和师承教育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
三是挖掘师承教育新内涵。在中医师承教育的大舞台上，私淑遥承作为一种特殊的师承教育形式，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私淑”，即是指在没有得到某位大师亲身教授的情况下，却因敬仰其学问而尊其为师，并受到其影响的一种传承方式。虽然现在通讯技术发达，但是多校区的办学格局、多学院的专业分布，师生交流也同样存在不够便捷的情况。陈仁寿教授于2014年牵头成立青囊读书会，这种缘于书院讲学模式的教学沙龙，一经推出，便深受师生喜爱。青囊读书会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近距离感知那些虽耳熟能详却难以一见的“身边大师”。学术沙龙研讨内容丰富多元，每期都有不同的主题，涵盖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医临床经验分享、中医文化认知、中医政策解读，以及传统文化探讨。这种师生平等、畅所欲言、百家争鸣的活动形式，学习气氛活跃，经常能产生有趣的学术共鸣和学术碰撞。此外，学生还自发组织了南京中医药大学薪火实践团，旨在传承苏派中医特色、传播中医药文化，开展“薪火传承——探寻中医药发展和文化传播”系列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走访各地探访中医守艺人，从坐堂医师到采配药工，从大学教授到民间中医，他们有江苏省名中医、民间老中医、非遗传承人、绝技传承人。实践团足迹遍布南京、无锡、连云港、盐城等多地，在活动中，学生接触了口口相传的中医药知识、代代相承的中医药特色技术，这些活动也为院校教育模式下的中医师承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而人才培养质量检验的“金标准”是临床疗效。长期以来，中医界前辈们对疾病辨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药物应用的心得和体会、对方剂化裁的见解和拓展，均是多年临床心血所凝结的无价之宝，通过师承教育的形式，无私地传授给中医药院校的学子，老师的谆谆教诲、传道解惑、倾囊相授，使学生宛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日后的成功铺就了捷径。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同向同行、相得益彰，已成为现代中医高等教育中独具特色和优势的重要实践。南京中医药大学黄桂成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此方面教学研究和改革，相关成果荣获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但要实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宏伟目标，中医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实现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的融通发展，还需要更多后来者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但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执着和弘毅，让中医文化绵延不绝，让中医智慧芳华璀璨，让中医事业更多地惠及人民健康。（方祝元 闵文 南京中医药大学）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24年10月10日第6版
http://paper.cntcm.com.cn/bz/html/content.html?date=2024-10-10&pageIndex=6&cid=1&articleId=CPIVdJIBiypdL4GElt91&articleIndex=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