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科技角度研究与发展中医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但不是唯一路径，从文化角度思考与研究中医对于正确认识与全面发展中医不可或缺。
•中医文化研究只有保持“顶天立地”，才能对中医药发展产生更大作用。
•“顶天”要求面向国家发展战略，解决中医文化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立地”要求文化研究落地生根，能够指导中医药实践。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其中包括“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动中医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接续中华文化传统，也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中医药力量。全国中医文化研究已有40年的历史。在新征程上，回顾中医文化研究机构诞生与发展历程，总结中医文化研究经验，探讨中医文化学科建设规律，为新时代传承好中医文化基因，推动中医文化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全国中医文化研究机构在文化热潮催生下应运而生
从全国第一家中医文化研究机构成立至今，已整整走过了30个春秋。中医文化研究机构的出现并非偶然，是中医文化研究热催生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场中医文化研究热在中医界兴起。一方面，是受到了传统文化热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出现了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文化研究在传统文化研究热的催生下逐渐兴起。另一方面是受中医学自身发展需要的推动。中医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与困惑，让中医人开始认识到，从现代科技角度研究与发展中医，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但不是唯一路径，从文化角度思考与研究中医对于正确认识与全面发展中医不可或缺。
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角度来揭示中医学的奥秘，去探寻中医发展规律成为当时中医文化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在1980~1994期间，全国中医文化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中医哲学研究走在前列，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1982）是其代表作；易医关系研究热度比较高，代表性成果有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1989）；中西医文化比较研究成为中青年中医学者关注焦点，代表性成果有何裕民主编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关于中医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是中医文化研究的重点，代表性著作有薛公忱主编的《中医文化溯源》（1993）；中医文化国际传播研究开始进入了医学史学者的视野，马伯英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1993）是其代表性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国中医文化学术活动频繁，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学恳谈会”（1994）等。中医文化学术交流活动的频繁开展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呼唤着中医文化研究机构的诞生，1994年6月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应运而生。
南京中医药大学建校70年来，一直注重从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宝库中挖掘、提炼文化精华并加以传承传播。该校早期的中医文化研究热相对集中在中医哲学、易医关系以及中医美学等领域，总体上看是从教师个人兴趣出发开展研究，整体上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由自发、分散探索到自觉集体性研究的标志，是由南京中医学院联合全国中医文化力量集体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1993年出版的第一卷《中医文化溯源》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也引发了该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于1994年6月正式成立了南京中医学院中医文化研究中心。虽然该研究机构未设专职人员，早期也没有经费投入，但它的成立却具有标志性意义，带动了全国相关研究机构的蓬勃发展，为有组织的中医文化研究工作开展创造了学术平台。
自从第一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全国中医药文化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涌现。北京中医药大学1999年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又成立了“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2014年率先在全国同类院校成立了“国学院”和“中医药文化研究院”。上海中医药大学2009年成立了“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2016年学校整合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中医文献研究所等机构在全国同类院校率先成立了“科技人文研究院”。成都中医药大学2010年合并了原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所和中医传统文化博物馆组建了“中医药文化中心”，2015年又以中医药文化中心等机构为主体组建成立了“国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在原有的中医文献研究所基础上，2017年成立了“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天津中医药大学2017年成立了“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浙江中医药大学2021年成立了“中医药文化研究院”。其他中医药院校也先后成立了中医药文化相关研究机构，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包括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多个中医文化研究机构入选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京中医药大学着力打造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高地
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中医文化研究机构，近30年来，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针对中医文化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深入探讨中医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挖掘中医文化内涵并提炼中医文化核心价值观，探索中医文化走向世界的路径方式，着力培养中医药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形成了具有南中医特色、南中医风格、南中医气派的中医文化研究范式，在全国中医文化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界定中医文化内涵，构建中医文化学科体系
中医文化究竟研究什么，中医文化学又该如何定位？这些问题是中医文化研究、中医文化学科构建中首先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早在1993年出版的《中医文化溯源》导言中，南京中医药大学任殿雷对中医文化概念进行了界定，把中医文化视为中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京中医药大学薛公忱2007年在《中医药的文化定位》一文中又提出了一个“文化中医”概念，认为与“中医文化”不同，“文化中医”就是“将整个中医药体系看作文化。不仅承认和重视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文化形式、要素对中医药的渗透和影响，而且强调中医药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形式和社会文化要素”，“文化中医”概念的提出，强调了中医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而不能仅仅将中医的一部分看作文化，指出了中医文化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这一观点又进一步深化了学术界对中医文化概念的理解。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最早由南京中医药大学专家提出。刘兴旺、周建英1992年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的《中医文化学：问题与思考》一文中提出，“中医文化学是中医药学与文化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中医药学交叉学科之一，属于多学科研究中医药学的学科范畴。”薛公忱2014年发表了《中医文化学构想》一文，对中医文化学的研究对象、理论界限、基本内容与主要任务、思想方法、学科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作者2015年在《中医杂志》发表《中医文化学科的问题与思考》一文，对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逐渐走向成熟的学科进行了系统探讨。作者认为，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初步形成，但同时也存在着学科界限模糊、整体研究水平不高、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问题，中医文化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系统探讨了中医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医文化相结合研究的先河
与其他高校不同，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的主体力量是哲学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开展中医文化研究中逐步形成了学校特色与学术优势。一是系统论述了中医药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联性，指出要辩证看待中医药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医文化研究》系统论述了古典中医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指出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对中医学的深刻影响，明确了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中医学特色，认识中西医学的差异以及揭示中医文化从古代繁荣、近代停滞到现代复兴的必然规律。二是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古代文化遗产。中医文化研究要“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 立足于文化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以人类长期社会实践为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于中医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三是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学校成立了“习近平中医药重要论述研究中心”，深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
紧密围绕中医文化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带头开展重大项目联合攻关
近十年来，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全国中医药文化精英力量，围绕“挖掘、传承与传播中医药文化”主题，先后获批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一是注重从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宝库中挖掘精华，提炼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如何凝练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并进行传播来提高民众对中医文化价值的认知与认同？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旭东作为首席专家于2012年获批了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二是以中医药文献为载体开展综合研究，传承好古代中医药文化。甘肃敦煌百年来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献，其中中医药文献具有珍贵的价值。南京中医药大学沈澍农作为首席专家，于2017年中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西域出土汉文医药文献综合研究”，首次将敦煌、吐鲁番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医药文献作集群的、多方位的综合研究，运用历史学、校勘学、中医药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与文化学等多学科方法协同展开综合研究，发掘出这些文献中丰富的蕴涵和价值。
三是开展中医文化国际传播研究，助力中医药“走出去”。虽然中医药文化已经传播到全球190多个国家与地区，但目前，国际社会更多关注的是以针灸为主导的中医药实用技术价值，中医药理论价值，特别是文化价值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作者作为首席专家于2018年中标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认同体系研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探讨如何通过“重塑话语体系”“扶植海外平台”“拓展媒介融合”三条路径来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认同。
中医文化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提升中医药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一是组织编写教材，把中医文化相关研究成果及时融入教材编写中。吉文辉2005年主编出版了《中医学文化基础》，为中医文化相关课程教学打下了基础。王旭东2007年主编了全国高等学校中医药对外教育规划教材《中医文化导读》，为留学生学习中医文化提供了重要读本。全国第一本《中医文化学》教材由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主编，南京中医药大学为副主编单位，此教材入选了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十三五”规划教材，是全国中医文化学首创教材。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十四五”规划教材遴选中，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唯一主编单位，承担了该教材第2版的编写工作。
该校还将中医文化融入思政课、融入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着力培养中医药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自信，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在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中，针对中医研究生的专业特点，将自然辩证法与中医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医文化特色的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新模式，教学成果“医哲结合，构建自然辩证法研究新模式”2005年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另外，针对现代中医教育忽视中医文化教育，培养出的中医人才文化素养不高、辩证思维能力不强、文化自信不足等问题，南京中医药大学以“三仁”教育理念为先导，将中医文化融入现代中医院校教育之中，构建了彰显中医文化特质的中医药院校教育新模式。“传承与创新：彰显中医文化特质的院校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得2014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在协同创新中推动中医文化研究机构高质量发展
30年的发展，从自发研究到有组织的研究，从现象研究到学科构建，全国中医文化机构建设与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之间缺乏深度交流合作，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形成；中医文化研究学术水平有待提高，中医文化学作为独立学科尚需进一步加强建设；中医文化应用研究不足，服务中医临床与产业发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中医文化迎来了大好发展机遇，中医文化研究机构应趁势而上，在协同创新中推动中医文化研究再上新台阶。
一是成立全国中医文化学科建设联盟，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重点学科遴选中，将“中医文化学”列为独立的重点培育学科，包括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13所中医药机构申报的重点学科入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成立的全国中医药文化研究机构近20家，自主设置的中医药文化二级学科硕士、博士点也有12家。虽然中华中医药学会下设了中医药文化专委会，开展中医药文化学术交流与社会服务。但中医文化学科不成熟、学位点建设质量标准缺失、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亟须成立全国中医文化学科联盟，以此来加强各研究机构之间交流合作，在师资队伍建设、重大项目研究、研究生培养和课程建设等方面开展院校协作，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医文化相结合研究上多做文章，彰显中医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中医文化研究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为研究重点，联合全国中医文化研究力量协同开展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深入探讨中医文化在助推健康中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以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方式，产生一批标志性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彰显新时代中医文化研究的特色与优势。
三是在服务中医临床实践与文化产业发展上多下功夫，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医文化研究只有保持“顶天立地”，才能对中医药发展产生更大作用。“顶天”要求面向国家发展战略，解决中医文化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立地”要求文化研究落地生根，能够指导中医药实践。目前中医文化研究在“顶天”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立地”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保持自身学科特色优势的前提下，面向中医临床与科研、面向中医文化产业深化中医文化应用研究，实现中医文化研究由“虚”到“实”，从“顶天”到“立地”的全面发展，为新时代中医药守正创新贡献文化智慧与力量。
作者：张宗明 南京中医药大学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24年09月04日第3版
http://paper.cntcm.com.cn/bz/html/content.html?date=2024-09-04&pageIndex=3&cid=1&articleId=2vK2upEBiypdL4GEMtul&articleInde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