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医大师周仲瑛领衔总主编的《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历时7年编撰完成，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岳麓书社联合出版。
众所周知，近20年来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刊行处于一种相对冷寂的状态。《集成》的出版，无疑给清冷的中医古籍市场吹拂些许春风，尤其《集成》在体例创新、队伍训练、精神培养方面带来的气象变化，更是令人鼓舞，平添兴奋。
创新了一种体例
《集成》是一套影印古籍，但不是一般的影印，而是在影印的基础上，加校注、导读、点评，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古籍编纂体例。这种体例的最大特点是既保持了原版本的全貌，又融合了现代古籍整理研究的成果，古今合一，亦古亦新，相得益彰。
《集成》之编，赓续《中国医学大成》，而又过之精之。曹氏当年编纂《中国医学大成》，搜罗至广，选择至精，凡历代医家之重要著作，或拾遗补缺之专著，赖此而结集刊行，使“人人皆有读秘籍之机会，必不似从前为少数人私有物矣”。是编一出，即震动医界，被誉为嘉惠学林的盛大之举。然是书之出，适逢日寇乱华，首辑仅刊印了114种，不及全编的三分之一。且兹编因铅印重排，不唯原版面貌全非，且次生错讹不少，在古籍传承方面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古籍出版有过几次较大的动作，包括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医古籍整理丛书》的出版，为中医古籍的保存、传播、应用，乃至为振兴中医、发展中医产生过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受时代的局限，许多古书遭到删节，如《医方类聚》《圣济总录》这样的大型方书，很多内容被指为封建迷信或荒诞不经而被阉割。这种现象时至今日，仍有发生。前几年某出版社刊行的校注本《脉诀汇辨》，就有多处删节。这在古籍整理中，实在是一种有辱先人，欺于后世的不良不智之举，令人大跌眼镜。
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医学大成》首辑刊行50多年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影印形式刊行《中国医学大成续集》（以下简称《续集》），终于使曹氏之原编计划得以圆梦。新版《续集》是解放以后中医古籍影印出版的最大工程，在版式、清晰度乃至装帧方面，均不乏奖誉，但因缺失注释、评述等现代研究，终显有些美中不足。
《集成》的编纂，充分总结、吸取了历史上古籍整理的经验教训，在体例的设计上，既继承了传统，又融纳了新知。按照总主编的设想，“影印后，校勘、注释、学术评价等工作，则在影印原版上采用眉批、旁注方式表述，或通过附录进行更为详尽的比核穷究。”可能由于排版印制的原因，最终没有采用眉批旁注的方式，而把校勘、注释放在了卷后或书后，在阅读时多少有些不便，但影印毕竟比排印更好地保存了古籍原貌，不唯免了排印本的手民之误，还使人们有机会能完整地赏鉴摩玩珍本古籍的真容。同时，每书前有导读，后有按语，极便于读者了解、认识该书的学术背景、学术思想和学术价值。因此，从体例上来说，《集成》是一套“高起点、高要求和高水准的中医古籍丛书。”
锻炼了一支队伍
进入新世纪后，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队伍越来越萎缩。在学术界，真正以古书整理为业的人员寥若星辰，屈指可数；在出版界，懂行的编辑人员也是少之又少。《集成》编纂工程的启动，正好给青黄不接的中医古籍整理带来了人才培养的契机。
从学术层面来说，前辈高手日渐凋零老去，中生代古籍专家大多转向临床，中青年又不甘于做青灯黄卷的冷功夫，纷纷投向热门研究，即使有几个存心于古籍整理者，也因市场疲软、项目稀少而陷于困顿，甚或无事可做。《集成》的立项，不唯给困顿者带来振奋，也给青年学子带来热望。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旭东教授组织下，动员全国力量，参与其事者达321人之多，承担任务的有十所高等院校。这支队伍虽不算强大，但经过五六年的历练，总体上得到了提升。尤其是一些毕业于中医医史文献专业的硕士、博士，有了这次编纂《集成》的训练，无论是在目录、版本的学问上，还是在训诂校勘的技巧上，均有长足的斩获，为将来从事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夯实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从出版层面来说，由于市场的原因，除了专业古籍出版社外，很少有出版社设立专职的古籍编辑室，能操持古籍编辑这门“瓷器活”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湖南科技出版社联合已经出版过《中国医学大成续编》的岳麓书社，共同担纲《集成》的编辑出版工程，不仅有胆有识，敢于在不景气的市场风潮中一显身手，更重要的是社领导能亲力亲为、精心组织、周密谋划、大胆用人，使整个出版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最终圆满收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湖南科技出版社对于古籍编辑队伍的建设培养，可谓特别用心。编辑团队虽然年轻，但个个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勤奋敬业、刻苦耐劳。就笔者所接触过的几个责任编辑，从古籍底本的选择到扫描图片的核对，从校注稿的标引到页码顺序的查校，凡所经手者，均审慎仔细，严肃认真，其敬业精神、不厌其烦的责任意识、质量意识，着实让人感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负责任的责任编辑，才确保了《集成》的出版质量。
培养了一种精神
《集成》的编纂，有点半官方半民间的味道。从官方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领导担纲总主编，也立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行业专项，并下拨了部分启动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意志，说明这个项目是符合社会和国家需要的。而从民间的意义上来说，担任项目主持的南京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还是负责出版发行的两个出版社，以及所有参预其事的学者和工作人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协约性质的合作关系，或多或少有情感因素的认同，即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做、很有意义的事，而不是国家项目管控体制下必须完成的目标、任务。
或许正是这种学术道义上的契约，使得参与《集成》编纂的各方，均能以公器为重，以仁让为怀，营造出一种团结协作、迎难而上、科学严谨的合作精神。
在协作意识上，学术上的契约不同于行政上的服从，首先需要的是学术上的相互尊重。据笔者所知，无论是参与编纂的学者，还是担任审稿的专家，在几年的共同工作中，绝没有“文人相轻”的恶习，也没有谁自视甚高，彼此间平等对待，相互信任，相互学习。即使遇有学术上需要统一的分歧，也能相互讨论，相互切磋，共同商量处理的办法。因此，在编纂工作中真正形成一种精诚团结、紧密合作的良好关系。当然，这也许与南京中医药大学文献所几位领导的大度襟怀、大家风范有关。
在历练意识上，大家都有一种不怕辛劳、知难而进的态度。《集成》的编纂虽说不上浩大工程，但在当今利益至上，逐利忘义的社会风气下，求一珍本难于上青天。为了寻求理想的珍本、善本，有的课题组在深入广泛的目录学调查的基础上，还多方打听古籍收藏家的信息，四处寻找可能发现的新版本，选用的底本以致一换再换，直到最佳为止。项目主持人王旭东教授折节屈尊，委曲求全，耗尽精力，获取了大量珍贵版本素材。这种竭泽而渔的功夫，说到底就是学问家的不怕烦、不怕难的职业操守。还有版式的设计，版本扫描制片，亦几经调整，多有反复，艰苦备尝，这在前文已经说过，此不赘述。
在质量意识上，参与《集成》编纂的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大牌专家，还是刚上路的古籍整理新手，均能严格地按照学术规范，做好各自的整理工作。在事关大局的学术问题上，坚持科学，追求真理，既不遇难而默，也不避重就轻，绝不妄肆评议，更不崇尚玄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敢妄断雌黄。在细节的技巧处理上，则谨小慎微，善始善终，丝毫不敢马虎大意。总之，为了编好《集成》，谁也惧怕遗患后世，贻笑大方。
由于有了意识上的高度趋同，才有精神上的一致凝聚。也正是靠了这种团队精神，才保证了《集成》编纂的顺利完成。
《集成》的顺利出版，使近三百多种中医珍本古籍走出金匮石室，重归民间，重归学术，对于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促进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于广大中医药工作者，或者爱好中医药、关心中医药的同仁，如果能置于家庭藏书之列，一丛在屋，芸香充阁，福生德润，受益无穷。(力 春)
首发：
中国中医药报（2016年5月27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