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莘莘，清途厉马，止风尘驿路。随夙愿，杏苑程门，又将坟典求读。且勾留，当惜分阴，书声吟语。去是青丝，今已霜颜，桑榆日暮。峥嵘岁月，关山遮断，昔年师友犹谁健，问知乎？漫话年年诉。”这是国医大师、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南中医第二期教学研究班学员张灿玾《莺啼序•忆游学金陵》的片段，代表了一代中医人对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怀念之情。
“在中医那样艰难的年代里，全国佩服的就是南京。事实也证明，南京走的路子是对的。中医一定要走正确的道路，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张灿玾认为，在南京14个月的学习，在他心中却是一生医学历程的转折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对中医学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的认识更明确，对中医学四大经典学术价值的理解更深刻。他说：“南京中医药大学是我永远的母校，我永远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
“来校时，我们是乌发满头、风华正茂。如今60年过去了，我们虽两鬓斑白，但豪情满怀。”这些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初期学员，聊起以往的艰苦岁月和充实的学习生活，有回忆，有感叹，更有对当时领导坚持狠抓中医药特色优势做法的认同与景仰。
走出象牙塔
走出学校大门，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眼睛记录贫苦，用心靠近最基层的民众，是南中医师生探索的针灸巡回教学实践。说起这段历史，首批留校的杨兆民教授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解矛盾 走出校门天地宽
杨兆民回忆，建校初期，学校虽然规模很小，但全国各地要求到南京学习进修的中西医务人员很多。当时的状况是：教学用房少、一线教师少、实习基地少，而学员多、班次多、学制多。
面对“三多三少”的矛盾，学校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提出“走出校门、针灸先行”的思想，动员师生面向社会，开门办学，就地实习。这种创新模式，不仅培养了大批针灸人才，治好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还为普及推广针灸学术起到了推动作用。
“昨宿东京今西阳，明日龙山后何方？翻山越岭寻常事，田舍随处作病床。”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肖少卿的“巡回医疗”诗，道出了他们的生活场景。学校组织1至3名教师到基层县市，单独开班和门诊，学制一个月。参加巡回医疗的教师们先后在江苏全省以及安徽、上海16个县市，马不停蹄，历尽艰辛，忘我工作，圆满完成了教学和临床任务。
张灿玾说，1959年夏，学校安排他们到南京汤泉镇的诊疗点实习，当时肖少卿老师常住在此。学员们白天给病人看病，晚上由老师介绍针灸方面的治疗经验。同时，还安排轮流上山采药，主要目的是要学员们认药、辨药，了解生药知识。“攀登紫金峰，采药快如风”，“党参益母草，无偿赠病家”就是当时的实习写照。
一体化 理论实践相结合
自1955年到1957年，学校共举办了110多期针灸班。参加学习的学员大都是当地的医务人员，每期参加者少则五六十人，多则一百多人；每天门诊，当地病人也是人头攒动。虽然工作量大，生活条件差，流动性强，但他们吃苦耐劳，团结合作，既从老教师那里学到了真才实学，也将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后来者。
学员们体会，巡回教学就是理论与临床一体化，符合“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学科要求。在巡回教学中，也同时进行了教学改革。为了讲授针灸基础的经络、腧穴，梅健寒老师总结了取穴三大规律，以及“经脉所通，病候所在”、“经络所通，主治所及”、“穴位所在，主治所在”的规律，既是对经络腧穴主治的高度概括，又为针灸临床的指导原则，深受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也被全国同行所采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巡教组袁九棱设计绘制的经络偱行分布示意图，一直沿用到今天的教材中。
提起在南京的学习经历，张灿玾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学会了针灸。原先他对针灸技术十分陌生。开课前，他背下十二经循行、十二经穴歌诀和经穴定位歌。随后，他在自己身上找穴位，试针，并熟练掌握了针灸。
“南京先行了一步，他们培养了大量的青年教师来研究如何教学的问题。”“我分到的几节课，自己试讲了二三十遍，以锻炼自己的讲课水平。”张灿玾说，通过在南京教学研究班的学习，真正掌握了现代教学的基本方法、技巧和技能。
暗查访 众人满意齐夸赞
这种巡回教学模式究竟成果如何？是否经得起检验？杨兆民讲了亲历的两个故事。
在江阴巡回教学半个月后，杨兆民接到由崑副校长的来信，说是无锡的针灸大家赵尔康可能要去考察讲课内容、教学质量、门诊病种、医疗质量等，要求他如实汇报，热情接待，听取意见。
一天过去了，赵尔康没来。两天过去了，还不见人影。原来，赵尔康暗访3天，前两天半广泛接触学员和病人，了解有关情况，直到第三天的下午，赵尔康才与杨兆民见面。杨兆民详细汇报了办班开诊的具体做法和心得体会。赵尔康认为办班很成功，鼓励他们培养更多针灸人才。临别时，赵尔康除了赠送自己的著作《中华针灸学》与《针灸杂志》外，还热情邀请杨兆民到他家做客。收到如此珍贵的文献以及老前辈给予的称赞与厚望，年轻的杨兆民感激万分。
在上海青浦县办针灸培训班时，来参加学习的不止是当地的医务人员，还有卫生部办的第一期西学中研究班来江苏实习的6位学员，如陈泽霖、钟梅泉等著名西医。能否教好他们的针灸临床，关系到高级西医对中医针灸学的评价问题，更关系到能否向卫生部交一份满意答卷的问题。杨兆民等人深知其担子重，责任大，便竭尽全力备课，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倾囊相授，指导他们反复临床。最后教学质量检查组认为，学员满意，办班成功。
那年来了一拨留学生
“我们针灸班里出了一个总统——苏里南共和国的陈亚仙。还有英国的马万里，他回国写了中医方面的书，开设了中医门诊部，办了中医学院，在欧洲的影响比较大。”曾任学校外办主任的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李济人说，“我们是第一所接受外国留学进修生的中医学校，对外教育历史比较悠久。”
开创留学生教育先河
李济人回忆，1957年，一些外国卫生官员、医生陆续来到江苏省中医学校学习中药与针灸。时有苏联克里姆林宫保健医生西茨科娃，朝鲜留学进修生金孝善、金声屹、金光一，还有蒙古国和缅甸留学生。此举不仅开创了新中国留学生的中医教育，还在世界上产生了积极影响。1958年6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专程来校访问。
1976年，卫生部委托南中医举办“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1979年，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医药合作协定，南中医被指定为全国三大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之一。自那时起，学校每年举办国际针灸培训班，开始一年两期，后来发展到一年六七期，至今已办了250 余期。李济人说，当时有很多知名人士来南京学习，回去也办了国际针灸班。
给李济人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后，学校各方面状况不是很好，特别是缺乏教学用房和生活用房。因此，办班还得到了一些兄弟院校的帮助，比如南京药学院帮助解决了教学地点和留学生吃住问题。
1981年，国家批准南京中医药大学恢复接受长期班留学生，并由吸收进修生、本科生，逐渐发展到培养硕士、博士生。
1985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开始接受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学生……
中外联合办学结硕果
“我们成功的地方就是国外主动要求和我们协作办学，如和挪威签订了协议。那时课堂教学在挪威，临床教学在南京。”李济人自豪地说，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还多次组织针灸讲学团出访、讲学，先后去过英国、挪威、意大利。这3个国家是3次前往办学，其余还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京中医药大学就提出了建设“国际著名、国内一流”的中医药大学的口号,并积极拓展在国际上的影响。
1994年,经华人林子强牵线搭桥，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开始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合办中医学本科专业，开创了国内中医药大学与西方著名大学合作培养中医本科人才的先例。目前已经有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课程和研究班。数届毕业生已在澳大利亚各地执业中医，受到社会欢迎。双方合作办学在澳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促成了澳洲的中医立法。
悉尼著名中医师杨伊凡在“中医药走向世界”一文中介绍，维省科技大学、悉尼科技大学、西悉尼大学、英格兰大学、悉尼大学医学系都相继开展了中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课程，南澳大学也已经着手设立中医专业。前几年还是默默无闻的中医，近年来在很多国家竟成为热门，各大学对考生的成绩要求逐年大幅度提高。
除此之外，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办学的国家（地区），还有葡萄牙、意大利、巴西、日本、泰国、中国香港和澳门……他们或合办中医学院与中医班，或请专家去当领导，去讲课，或派师生来进修实习，合作方式多种多样。
两块“金字招牌”耀全球
南京中医药大学有两块“金字招牌”，一块是“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另一块是“国际针灸培训中心”。
1983年8月，南京中医药大学首次被确认为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至今已是第8个任期。30多年来，南京中医药大学成功完成了许多合作项目，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如社区康复实验课题经验，被世卫组织向世界各国推广。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德国巴伐利亚州奥托伯依伦市达成协议，创立中国医学中心。中心不断派专家组前去传播中医学和针灸技术。一开始，那里的人用怀疑的目光看中医，看病前，先由德国西医首诊，中国医生诊治后，再由德国西医评判效果。没多久，他们服气了。因为中医治好了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而且有效率达80%以上。这使中国医学中心名声大振，欧洲其他国家也前来求医，周边地区信中医、爱中医、学中医的人不断增加。
南京中医药大学还和马来西亚、日本、澳大利亚等单位合作办学，取得了较好成效。从1993年开始，该校在马耳他设立医疗点和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成效卓著，在当地影响很大。
中药大辞典的编写故事
《中药大辞典》、《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华本草》，是目前最好的综合性中医药工具书。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辈们为完成这些学术工程，立下了不朽功勋。
聊起《中药大辞典》的编纂，不得不提我国著名中医文献家、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员吴贻谷。就在该校成立60周年前夕，他离世了。渊博的知识，巨大的贡献，在学校建校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淡泊的生活，高尚的人品，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记者虽未见过他，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中医教育的历史长河中了解了他。吴贻谷是第一套中医药教材《中医学概论》和《中药学概论》以及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中药大辞典》的主编，参与编写了《中医大辞典•中药分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药学》、《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中华本草》，一生著作等身。
研穷义理之精微 辨析古今之异同
《中药大辞典》是一部集大成的鸿篇巨制。该书起步于1958年冬，一年后，吴贻谷加入编写组，1961年担任编写组组长，1977年出版。
为使《中药大辞典》达到“全、新、精、准”的理想目标，吴贻谷从总体设计、规划到编篡体例细则及技术规范的制订，从样稿的选择、写作到资料的采集，从编撰工作的质量控制到出版时校样及付印样的审阅，真是跑断了腿，操碎了心。
治学严谨的他，提出了“条条追根，字字落实”的原则，可中药资料浩如烟海，散见于经史子集、诸家百科之中，仅参考文献就有2000多种，而当时学校资料奇缺。为此，他与编写人员一起东奔西走跑图书馆，南京找不到去上海，上海没有赴北京……往往为了澄清一组药物的名实混淆，为了追考一个药名、一个方剂的原始出处或核对一条引用原文有无错误，他查了明清查宋元，查了隋唐查两汉，仿佛大海捞针。又如“临床报道”一项，需从报刊上找案例，他找到原单位、原作者，或写信询问，核查是否可靠，有否修正、补充。有回音经核实的才使用，没回音的就不用。
一味药涉及19个项目，每味药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全书5000多种药中，各类异名及方剂就有四五万个，各项目内引用的原文则不计其数，要做到条条核准，这是多么巨大繁杂的工作啊！那时学校还没有电脑，他们都是依靠手脑并用干出来的！
长路漫漫曲折行 淡泊名利精神存
上世纪60年代，吴贻谷和同事坚持苦干。那时候，他们白天工作，晚上还加班两小时，回宿舍还要带上资料接着干。办公室旁有块十几平方米的空地，他们种上苞菜，让食堂加工，算是对“瓜菜代”的弥补……
“文革”时期，《中药大辞典》因被视为“一本书主义”而受到批判，编写工作全部停顿。此时该书已完成初稿，并交付出版社。为了使书稿不被毁坏，吴贻谷几次去出版社探视，恳求有关同志妥为保护。
“当时我们又要教学，又要写书，几乎从早到晚地连续工作，可从没有人叫苦叫累。尽管没有稿费，但大家的热情很高。”吴贻谷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争名利，学术成就斐然，人品广受赞誉。
吴贻谷认为，做事的过程也是做人的过程，做好人才能做好事。他主编《中医学概论》时，开创性地列入“医德”一章。他主编的《中药大辞典》多次再版，但书上始终没有出现其名，他却不在意。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医人的广阔胸怀和精神内涵，一个淡泊名利而注重精神财富的中医大师。
收获似在朝夕间 承重却在一生中
1972年，在吴贻谷的主持下，编写组又对《中药大辞典》前稿进行了全面修订，增补了新内容，并重写了成分、药理和现代临床资料部分。几经拼搏，一部系统总结中医传统用药经验，基本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药科研成果的巨著终于诞生。
1977年，《中药大辞典》正式出版。该书初版第一次印刷12万册尚供不应求。此后，又多次加印，至今仍广为应用。该书收载药物5767味，计1000余万字，自海内外发行以来，累计100余万册，并有香港版、台湾版、日文版、韩文版等多种版本，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95年荣获首届中国辞书一等奖。这是我国辞书、工具书的最高奖。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通国学身自重。”吴贻谷是10余个国家级、省部级编委会、学会、专业组的成员，是南京中医药大学首位入选《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的研究员，还是该校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曾有人问他对成绩和荣誉的感想，他淡然一笑，一句“过去了”，仿佛这一切都已与他无关。
凝视他清癯面容的遗照，眼前仿佛出现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书桌前，吴贻谷埋头工作；在旅途上，他走南闯北考证一个个出处；在会议中，他微笑着与大家商量编纂体例……这位一生承重的实干家，把自己的血肉都熔铸到了那一部部权威性的著作之中。
首发：
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7月7日08版）
